课程设计的标准化和多样化：安大略省的实例分析

引 言

　　本文重点分析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课程改革。这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改革实例，一方面是为了“优化教育质量”而力图使课程标准化的统一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为是益分化的人口提供各种不同的教育机会而使课程分散化的趋势（这通常被称为“平等”的问题）。但官方并不认为这两种行动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同一条线上方向相同的两股绳子，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减少中学的辍学率，创造出一代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的毕业生。本文这些改革措施的一致性，或矛盾性。

背 景

　　 许多教授教育学原理的比较教育学家在过去并没有把兴趣放在课程上。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就安大略省普遍称之为“主要课程”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系的学生、决策者、家长、甚至报纸的专栏作家都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兴趣。在第戎召开的第十五届欧洲比较教育协会大会的重点就是教育评估的比较我方面，帕特里夏 布罗德富特及其他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都在会上发言提到了这个问题（布罗德富特，1992）。

　　在学校或课堂上创立一套改革性课程的问题已经讨论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特别是在60或70年代加拿大的大型学校管理机构放松了对教科收标准化的控制之后。随着“学习的源泉”概念的发展、教学计算机化以及信息库的建立，个别学校董事会已经能够实施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与此同时，要求学校董事会把评估程序标准化的压力也日益增加。

　　安大略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广泛评估该省教育状况的《霍尔——丹尼斯报告》，1968）在1968年发表之后，一系列改进教学资源的指导原则刻除了标准化的教科书，取消了高中毕业考试，校监的作用也作重新规定。

　　虽然评论家们用来描图述这些改革的语言听起来十分消极，但在当时，人们并不用这种语调来谈论这些改变。当时的学校改革者们的动机完全是积极的，因为他们认为教师在课程设置上会有更大的余地，学生在学习科目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学。在小学，重点是找到一种最适合学生学习方式的教学方法。

　　从专业的观点来看，教师在教授教育学基础知识时应该有更大的个人决策权，并且这将提高专业人员的地位。教师工会在这个时期十分活跃，人们方为应该提高教师工资，这部分是因为提高了专业责任（雷，1991）。而且，由于师范学校在逐渐被关闭，人们要求教师就具有大学学历，并且在大学进修师范课程。比较而言，加拿大教师虽然不像在德国那样是公务员，但他们的报酬谢是全球最高的。

　　各类批评人士已经指出，这种教育形式的改变及随之而来的在课程安排上的改变并不一定能提高教师的地位。迈克尔 阿普尔认为，课程资源、教学设施和计算机软件的发展和标准化与教师授课技巧的最终消退有关（阿普尔，1990）。韦斯与其他人共同编辑了一本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集，书中认为，由于行政人员会侵入教师的专业领域，即便是改变教员模式，也不能提高教师的专业地位（麦克尼尔，1989，第160页）。

　　人们最近极为关心课程，其另一背景是，各国都努力对课程规划实行中央管理，或使课程要求标准化。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都对英国的例子特别感兴趣，其中有1993年3月在柏林的马克思 普朗克学会召开的“开放社会中的教育决策”大会（莫里斯，1993）。为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完成国家课程计划，人们作出了广泛努力，使父母指南这种小册子在发行量巨大的书店中都可以买到（吉莱斯皮，毕晓普和格林伍德，1991）。这个例子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都适用于安大略省的情况，甚至文件中的一些术语都是相同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公布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支研究结果，也使公众了解到了评估问题及其可说明性（波斯尔思韦特）。加拿大各省及领地用于教育的投资总额在全球居第二位，但国际教育评估协会的研究结果却并不那么高。有人提出，由于加拿大近一半的移民都定居在安大略省，所以在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的研究中，安大略省的情况比其他各省要差一些。这也是几年来安大略省的教育部长不愿本省参加全国性测试的主要原因。但是到1991年，安大略省同意放弃自己的观察员身份，参加由教育部长委员会制定的全国学校成绩指标项目，测试学生们的读写及计算水平（安大略省，教育部，1991）。

　　为使评估程序多样化，使教学目的标准化，为了创造出某种可接受的说明形式，安大略省教育部、多伦多教育委员会和本省的其他教育委员会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为三、六及八九年级的学生在语言和数学课程制定出一系列“基准尺度”（多伦多，教育委员会，1991）。这些“基准尺度”是学生表现优劣的评判标准，其基础是观察学生在各年级课程所规定的不同任务中的种种表现。每一项任务都有与之相关的五个等级，在小册子中概述了每一年级和科目。人们还制作了一系列录像带，展示各年级学生的表现情况。为会多伦多系统的教师们建立的工作室已经开办好几年了。世界各国的许多学校管理机构都已采纳了多伦多的“基准尺度”。

　　一省的“基准尺度”不仅仅是一套示范标准，“作为全面评估或评价框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套公众认可的完整标准”（拉普尔特，1993，P2）。它还与课程概念本身发生的基本变化有关：“从以目标来表示课程、教师是行为负责人的‘基于意向’的课程转变为由学生负责结果的基于结果的课程系统”。（拉普尔特，1993，第3页）第二个转变是把预期的结果与学生的表现区别开。对于学校学习的本质、学生概念的形成方式以及知识定义的哲学思考来说，这两种转变具有十分深远的且至今仍被人承认的函义。但这种函义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家长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区别中和微妙之处。他们已经公开报怨“基准尺度”项目企图掩饰制度的责任，而且会建立一套多重标准，转移人们对安大略省拒绝参加全国测试这件事情的注意力（V.马斯曼，个人观察，多伦多的家长会，1993，1994）。

    《共同课程》的制定是向基于意向的课程转变的必然结果。有必要描述一下教师对特定年级的学生以及毕业生有着怎样的期望（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a）。有点非常有趣，在制定《共同课程》的同一时期，教育部制定了一份在这些问题上无疑最具深远影响的文件，《反种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平等教育的指导意见》（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b）。尽管教育部做了大量工作以使各学校执行其建议，但全省各校区对这份文件内容的看法无疑是不尽相同的。

　　本文的下一章将探讨有关安大略省的一些历史和政治因素，此后再详述该课程文件。

历史和政治因素

　　除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所作的研究外，“基准尺度”的制定、英格兰及威尔士设置的国家课程的影响和安大略省发生的几起特殊事件都促使决策者们把重点放在教育结果上。

　　政治上，安大略省从1943至1985年由一个保守党政府领导；1995年6月，保守党在省一级政府再次掌权。“直到60年代末，政策制定过程极为缓慢，采取的是渐进策略，自上而下推行，办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第一任教育总监和督察员埃杰顿 赖尔森。”（凰盖特，1991，第3页）自1985至1992年，自由党执政；1992至1995年，新民主党以压倒多数取得政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当政的下年间时行的改革可以解释为，提出了与政府的官方超重相一致的关于种族及种族-文化平等（离心主义）事业。与此同时，由于公众对可说明性的要求日益增长，而且当时处于财政紧缩时期，由此产生的向心力的力量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政府。而且这两个政府都受到了基于人力资本说法的影响，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推断出，商业领袖人物使政府受到了基于人力资本说法的影响，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推断出，商业领袖人物使政府培养在全球经济中有竞争力，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北美经济中有竞争力的毕业生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忧心忡忡（卡尔弗特和库恩，1993）。

　　安大略在1987年进行的一交重要的教育审查就预示着将要制定人力资源发展议程。当时的自由党总理责成一名记者兼报纸编辑，乔治 拉德温斯基，“找出并推荐一些办法，以确保安大略省的教育体系是，而且大家也认为它是，与年轻人的需要紧密相关的，是符合他们即将进入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的，而且是特别关注高中的辍学现象的”（拉德温斯基，1988）。这份报告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安大略省教育原则的重点应该从过程转移到结果。教育目标应该以所有孩子者能掌握具体知识的技巧为其形式”（拉德温斯基；1988，P195）。

　　虽然报告中还提出了许多其它的政策建议，但随后进行的改革并不像作者所希望地那样全面展开。而且，接下来进行的两次省级选举最终使最初提出报告时负责某些教育改革的官员离开了政府。1990年代初，新民主党政府继续进行实现标准化的改革，抛开了与其公开宣称的多样化或“平等”思想的主要原则相一致的某些基本设想，矛盾就此产生了。但是一些未当选的公务员们仍旧继续为上一届政府开展的工作作出巨大努力。

　　新民主党政府也在种族和种族-文化平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加大了家长参与教育决策的程度，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本省的教育现状，开展了一些人们认为是为了坚持其思想和政治议程的改革（皇家学习委员会，1994）。但是，以济压力推动的课程改革的力量是不会松懈的，当保守党重新掌权时这种力量可能会更加明显。

　　而且，当选民们在继续应付经济衰退的持续影响，要求降低政府作用，减少本省债务和降低税收时，经济议程就成了预选问题。更何况，新民主党政府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在政府中执行“肯定行动”的计划（雇用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土著居民职员）并努力把这项计划引入其他劳动力部门。

　　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出，安大略省在标准化和多样化之间的争关决不仅仅是一个课程安排问题。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在政治纲领中都显示了这种争斗，而人民对其中之一的支持则表现在选举结果上：保守党取得了胜利。下一部分将重点探计标准化和多样化这两种力量在课程文件中是怎样安排的。

《共同课程》

　　《共同课程》是在1993年最初以工作文件形式提出来的（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a）。这份文件广泛下发给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公众，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1995年这份文件正式以三郑版形式出版（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5a，1995b，1995c）。

　　由于人们认为这份文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认为对这份文件应该像计算机软件一样“加以修订、充实，以使用者的意见为基础定期更新”。（怀德曼，1995，第3页）。在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的互联网络上可以读到这份文件的英文和法文本，（地址为gop****@a edu.gov.on.ca），所以用计算机进行类比更加适当。

　　《共同课程》工作文件及其1995年版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课堂及学校工作的指导原则。第二部分提出十项跨课程学习的重要结果，第三部分概括了四个工程计划及其具体结果。材料包括3、6、9三个年级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结果。

　　在工作文件及1995年版本中，提出了以下“关键性特征”：

　　1.按照学习结果，而不是按目标或分配时间进行定义 。

　　2.从所有学生出发进行设计，即学校的计划和须适应全体在校生的各种能力、需求和兴趣，以及不同种族和种族-文化背景。

　　3.全面地看待日益复杂和独立的世界，即重点强调各种思想、人群和现象各自间的联系与关系。

　　4.要求学校委员会和学校的计划应该由职员、学生和社区协同制定，以保证满足当地的要求。

　　5.在强调结果方面，提供了评估学生成绩和计划有效性的基础。

　　此外，1993年的版本还明确表示遵守可说明性、优质、平等和伙伴关系等原则（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a，第2页）。

　　在1995年的版本中，“优质”和“平等”原则被强调为第六个“关键性特征”，并且“结合在一起.....以突出其关联性”（怀德曼，1995，第4页）。一位负责协调文件的制定与评价工作的前政府官员对重点的改变这样解释道：

　　一所能够对其全部学生的需求做出反应的学校也是一所最能促进其优质教育的学校。共同课程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打破那些对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造成不平等后果的种种障碍，把安大略社会中的多样性看作是提高学生成绩的手段，把学生培养成尊重多样性，负责任的公民（怀德曼，1995，第4页）。

　　第一部分概述了有关原则，阐述了关于基础学习、教学、课程和评估方法的一系列原则。原文如下：

　　课程安排应不受偏见的影响，反映构成我们社会的各种团体。课程必须反映出安大略省和加拿大社会中的众多民族和文化，而且真正反映出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年龄、能务及社会背景的所有人的贡献与成就（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a，第8页）。

　　论述学习结果的第二部分涉及十项普通目标：（1）语言；（2）数学；（3）理科；（4）技术；（5）历史和社会科学；（6）对和平、社会正义、保护环境和全球视角作出承诺；（7）人际关系，人权和公民权；（8）重视面向未业的工作、学习和发展计划；（9）审美判断；（10）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

　　第三部分的四项核心计划有四个组成部分：语言；艺术；自我与社会；以及数学、理科和技术。在所有四个领域都明确强调了多样化问题。

　　在“语言”的核心领域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学习都得到了强调：“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研究已经确认，学习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对于学习者保持母语有正面影响（同上，p,16）。”虽然在家长们的要求下，全省各地的继续教育部门会开设“遗产”（或称“国际”）语言班，但《安大略省教育法案》仍旧只把英语和法语正式定为教学语言。（1995年大选以来政府宣布削减预算，语言计划因此受到严重威肋。）

　　“文科”章节与文化有明显的联系：“在研究其他文化的工和中，重点不仅应该放在文科主题与形式的广泛多样性上，还应该重视表现出人类经历大部分的普遍联系和共同因素（同上，第20页）。”
    “自我与社会”部分把重点特别放在“理解多样性”上：

　　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背景和社区、省内、国内其他人的背景，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根，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和特点感到骄傲，认识到众多种族-文化和种族团体的所有人对加拿大和世界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帮助学生在纷繁事物中开始理解政治和社会冲突及运动，以及由性别、残疾、种族、地区和社会经济、文化、宗教背景所决定的人们过去以及现在的期望（同上，第23页）。

　　“数学和理科”部分提到了一项普遍的学习结果，阐明学生将会“理解，数学和科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众多社会和文化形成的”（同上，第29页）。这一部分还提到学生应该了解加拿大人和其他人对数学和科技的贡献。

　　文章的最后，也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分，是3、6、9这三个年级在这四项核心领域中所有学习结果的列表。在有关语言的章节中，明确表明并且支持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学习原则。文件强调指出：

　　许多学生在学校讲的语言与课程教授的语言不同。学生第一语言的识字水平会在整体概念能力和学习成绩等方面促进第二语言的提高（同上，第31页）。

　　第一语言的结果被列在安大略省英语和法语读、写、听、说课程中的教学语言之下。

　　但是那些不太懂或根本不懂教学语言的学生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法语语言提高课程的第二语言学习结果也记录在内。列表中还包括学习其他官方语言的学生学习法语第二语言及英语的学习结果。最后两类是讲土著语言和遗产/国际语言（有时被称为第三种语言）的人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当地语言的学习结果。学习结果的五个方面是听、读、说、写、文化理解和语言学习认识。在最后这两个方面军，学生将能够在社会背景中思考一种语言，具有跨文化的意识，能灵活运用语言。

　　在另外三个核心领域中，学习结果的许多方面都同样具有强列的跨文化重点。学习结果始至终同教育部有关反种族主义和要求种族-文化平等的文件精神是一致的（安大略省，教育部，1993b）。

结 论

　　在这份有关安大略省新课程文件的简短分析中，读者可以看到向多样化（对“平等”的考虑）努力的力度和向标准化（对“优质”的考虑）努力的力度的表现范围，它们是相互冲突，还是彼引紧密相联。虽然两种趋势的政治起源似乎截然不同，但《共同课程》文件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和谐一致。可以这样来解释，当一个执政政府已经制定了旨在反种族主义和要求种族-文化平等议程的政策和原则之后，这种结合是在一个历史时刻宣布后得到的出人意料的后果。虽然课程表的制定者受到政治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公众要求的影响，甚至要承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条款的某些间接压力，要求他们服从标准化的趋势，但他们已经从社会和专业意见中取得了关于平等问题的充足材料，使他们能够把这个问题纳入文件，而不必让标准化议程占据全部篇幅。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历史事件促成了这种结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现的《国家课程》，或是佛罗里达州的《2000年蓝图》（佛罗里达，教育署，1995）等强调学习结果的其他文件中，由于多样化问题适用于成绩差的少数人，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从属于标准化的范围内。

　　当人们询问多伦多教育委员会的负责教育事务的主任，多伦多的少数群体在教育标准和基准尺度上的水平是否与众不同时，她回答道：

　　众多家长组织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同一水平上学习，拥有同样多的机会，就像其他孩子在传统上一直拥有的那样。所以他们不需要补习计划......他们还希望对自己孩子的评估能够反映出这种经历（约翰 格林，引自拉塞尔，1993，第19页）。

　　《共同课程》文件似乎证实了断言的精神，是教育和培训部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回答。把“平等”和“优质”原则纳入最终课程文件的关键特点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课程的制定者意识到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议程。

　　对把两种原则组成合一个相连的概念的原因进行分析，需要超越简单的政治理由。必须从构成文件基础的多文化、多种族社会的哲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原因。这个公式中并没有使用“少数群体”的概念，也没有假定社会是由众多种族-文化和/或种族群体的层面构成的。在这些群体中，从反映在标准化考试成绩上的教育系统单一产物现象中可以预见到一种等级制度，这与美国许多校区中发生的情况一样。

　　文件中并没有规定某种文化是高于其他文化的特权文化，也没有论述精英主义或“文化扫盲”问题。文件当然还避免提及英语和法语的冲突。文件提出了一种语言学习模式，可保证移民被学校接纳，而他们还会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第一语言。文件还考虑到了土著学生和黑人学生的经历，以及社会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它承认所有学生的文化多样性，并且建议创立一些尊重和承认人及文化差异的教育方法。它重视信息时工、劳动力市场和全球环境的需求。这些目标似乎有效地拧成了一股绳，而不是各行其道。

　　人们对于《共同课程》究竟有没有批评意见呢？对集中课程文件的批评会反对文件提出的上层框架（但他们也得承认地区咨询过程的全面性）。从文件角度来看，把读、写、算等科目分裂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学习成果，似乎适合后现代时代的知识和课程安排。即便是利用相互联系课程目标的方法来重新组合所有分支，也算是一种聪明办法了。由于所有文化都已消失或正在被遗忘，知识基础的根本整体性似乎已经永远失去了。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个别的学习者，而不是群体或文化。重新完善知识是未来学习者的主要任务。由于文化的中断，要以新方法划分文化的个人的界线。由于个人及其家庭的流动性日益增加，他们在接受教育和职业生涯中会去不同国家，这种形式的文化分裂相当具有适应性，条件是在日益看重文凭的世界中，在教育与事业成功的相互关系上，人们对“优质”的重要意义抱有同样的看法（伊洛，1994），对“平等”在建设多文化、多种族的社会过程中的作用有相同的意见。不从文化“全球化”角度看待问题的人，头脑中的高度背景文化联系仍旧根深蒂固，他们的价值观、经济观需要、远离人口中心及其他（负面的或正面的）因素都限制了他们迁移的可能性。那些以四海为家的人会认为这种反对种族主义、要求平等教育的代价是值得的：他们都肩负着自已的文化，他们每个人都是精于“结果”的大师，参与更广泛的消费/政治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全球视角中，优质教育可以同平等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些不同意这种观点，或不抱任何意见的人的声音听起来日渐微弱。